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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宇律师,中华律师协会会员,现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以来一直致力于建筑工程及房地产领域的研究及实践,擅长:建筑工程纠纷、房地产纠纷、国有土地转让纠纷、拆迁补偿纠纷等辩护工作。是典型的学者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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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否随工程款债权一并转让?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下简称“工程价款优先权”)是指承包人在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建设工程价款时,依法享有的对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该权利系由法律直接创设,无需登记即可产生优先于抵押权清偿的法律效力。其直接关乎发包人、发包人债权人、承包人及其背后建筑工人等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受房地产行业下行影响,建筑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融资需求大幅增加,施工企业转让工程款债权的交易日益普遍,由此引发的纠纷也逐年增多,与此相关的“工程价款优先权能否随工程款债权一并转让的问题”也随之凸显。

但因此前规范有待细化,理论上对此问题认识并不统一,不利于稳定市场主体交易预期。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建工解释二》)第19条对该问题进行回应,即允许工程价款优先权随工程款债权一并转让的同时,赋予司法机关在个案中结合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建设工程是否竣工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因素对受让人能否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进行综合认定。[1]笔者认为,上述规定能够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相衔接,兼具建筑工人利益保护与促进交易的双重价值,同时通过个案司法审查的方式以达到防止权利滥用之目的,应当予以肯定。

一、工程价款优先权随工程款债权转让契合现行法律体系

(一)允许工程价款优先权转让符合债权与从权利一并转让的基本法律规则

工程款债权是工程价款优先权的基础和前提,其存在和效力均依赖于主债权,而不能单独存在,故工程价款优先权具有附随性,系属工程款债权的从权利,对此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无争议。根据《民法典》第547条所确立的“主从一并转让”的规则,如工程价款优先权不属于但书中明确专属于债权人自身权利的,则工程价款优先权随同工程价款债权一并转让,乃系现行法律体系下的应然推演结论。

关于“工程价款优先权是否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5条将工程价款优先权的主体限定在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范围,故从文义解释角度,似乎可以得出工程价款优先权在主体上具备专属性的结论,但该专属性主要是基于建筑行业禁止转包、违法分包行为的政策考量进行限缩的结果,目的是规范建筑市场秩序。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司法解释》)第34条对《民法典》第535条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所作的开放式列举,专属债权人自身的权利主要包括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以及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等。相较于普通债权而言,此类权利的财产属性明显偏弱,而人身依附性与社会道德属性则显著增强,且与权利人本人具有直接而紧密的利益关联。故此,从立法价值和背景角度,工程价款优先权的专属性与《合同编司法解释》列举的专属性权利内容不具有可比性,进而不应将其界定为《民法典》第547条规定的“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权利,进而排除在该规范适用之外。允许工程价款优先权转让符合债权与从权利一并转让的基本法律规则。

(二)肯定优先受偿权随债权转让符合法定优先权流转规则的类推适用逻辑

虽然优先受偿权的定性在学界存在诸多争议,但从《民法典》体例结构来看,该项权利并未与留置权、抵押权等一同规定在第四分编的“担保物权”章节中,而是独立设置于第十八章“建设工程合同”项下。仅就此规范布局而言,将优先受偿权界定为法定优先权,更契合立法者的体系安排。且这一权利定性,亦是主流学理观点。

对于法律未作明文规定的事项,虽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原则,但相关条文已隐含对该法律方法的认可。例如,《民法典》第467条第1款规定:“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故此,当争议事项既无具体法律规定可资适用,亦无习惯法可作裁判依据时,参酌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予以处理,不失为一种正当的法律解释路径。而不论是从《民用航空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航空器优先权,还是从《海商法》第26条规定的船舶优先权来看,均明确认可法定优先权可以伴随债权而一并转移。

前述法律规定体现了现行法律制度对法定优先权附随主债权转让的价值取向。故此,肯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附工程价款债权转移符合法定优先权流转规则的类推适用逻辑。

二、允许工程价款优先权转让有利于激活市场交易,且不违背保护建筑工人权益的立法初衷

法律制度始终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重要目标。于建设工程领域中,“结算难、回款慢”是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持续面临的现实难题,大量业内企业因此深陷资金链断裂、层层债务拖欠的经营困境。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承包人通过转让工程价款债权以缓解现金流压力的做法并不少见。然而,囿于工程价款债权的特殊属性,加之优先受偿权能否随同转让在实践中亦存在较大法律争议,导致该等债权的清偿风险较高,难以形成市场化的交易条件。允许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附随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将实质性提升工程价款清偿可能性,从而赋予工程价款债权实现市场化的条件,对将工程价款债权转让与担保融资、托收、贴现、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等多种融资应用场景融合,实现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化解行业资金周转难题存在重大意义。

但亦有观点认为,工程价款优先权系为保障建筑工人生存利益,而在担保物权之外创设的法定优先权,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制度保护对象即已经不复存在,故此自然也不应赋予工程债权受让人相应优先受偿权。从实际效果来看,是否允许优先受偿权随同转让,将直接影响交易市场对待转工程价款债权的交易反馈。在允许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工程款债权一并转让的情况下,市场对于工程款债权的交易热情和定价预期明显将更加正向积极,而相应的交易结果与建筑工人劳动债权清偿保障正向挂钩。即,仅从经济逻辑来理解,如果承包人能够以更高的对价对外转让其工程债权,其所可能获得的现金流也将更加宽裕,清偿建筑工人劳动债权的能力自然也将相应增强。

故此,从价值保护维度审视,允许优先受偿权转让不仅能直接促进工程款债权的流通性和交易价值提升,亦有利于建筑工程劳动报酬清偿保障的落地,并未违背优先受偿权的制度设立初衷。

三、细化司法审查标准,防范权利滥用风险

工程价款优先权的可转让性是工程款债权受让人能够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只有在承包人享有工程价款优先权、工程款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且不损害其他民事主体合法利益的情况下,受让人方能在转让人所享有权利范围内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鉴于工程价款及优先权的转让对发包人债权人、承包人债权人、建筑工人实际权利均存在较大影响,为防止权利滥用规避监管的情况发生,应当由司法机关在个案中进行审查,以兼顾各方利益。《建工解释二》第19条采取非穷尽列举的方式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的四项核心要素,即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建设工程是否竣工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

首先,工程质量合格是工程款债权及优先受偿权成立的根本性、前置性要件,也是审查债权受让人能否行使优先受偿权的首要标准。依据民法典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债权及优先受偿权,必须以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为基础前提。若工程质量不合格且无法修复至合格标准,承包人本身不享有合法有效的工程款给付请求权,附着于主债权之上的优先受偿权亦自始不成立,债权受让人自然无法通过债权转让继受或行使该项法定优先权。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工程质量合格”的认定标准规定较为原则笼统。审判实践中,通常以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勘察等多方主体完成竣工验收并出具合格结论,作为工程质量合格的判断依据,竣工验收与否也因此成为法院审查工程质量的主要外观标准。但工程建设活动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实践中大量存在工程尚未完工、不具备整体验收条件、发包人恶意拖延组织验收、工程未正式验收即被发包人擅自投入使用等特殊情形。此类未完成竣工验收的状态,大多并非承包人施工原因或质量瑕疵导致,若机械以“未竣工验收”为由直接否定受让人的优先受偿权,既不符合工程实际履约情况,也会造成实质裁判不公。对此,笔者认为在适用“工程是否经竣工验收合格”因素对受让人能否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行使审查时,应当回归优先受偿权的制度本身,紧扣“工程质量合格”的核心要件,必要时进行扩大解释,对于未经正式竣工验收的工程,若能够通过司法鉴定、推定等方式认定工程质量合格的,不宜仅因缺乏竣工验收手续,直接否定受让人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权利。

其次,债权转让行为的成立应当以债权标的确定为前提,工程价款的金额亦直接决定工程价款优先权的行使范围。鉴于工程建设具有周期长、履约变量多的行业特征,即使发承包双方采取固定总价的计价模式,实践中也会因工程变更、索赔等原因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结算,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往往约定发包人最终的应付款金额以双方结算为准。因此是否完成竣工结算是司法实践中认定工程款债权金额确定性的主要衡量标准,如承包人已经就工程的具体金额与发包人完成结算,并在结算范围内转让全部或部分工程价款的,应当认定转让债权金额明确。但对于已经具备结算条件,仅因发包人拖延导致或因双方存在争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受让人主张工程价款并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的,如诉讼程序中可以通过司法鉴定途径对工程价款数额进行确认的,则不宜拘泥适用审查要素,以“工程未经过竣工结算”为由驳回受让人主张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的诉讼请求。

再次,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是受让人继受工程款债权及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条件。优先受偿权作为从权利,随合法有效的主债权转让而流转,若债权转让行为本身存在效力瑕疵,如存在欺诈胁迫或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从权利的流转效力自然也受到相应影响。在《建工解释二》颁布前,主张优先受偿权不得随工程价款债权转让的观点,亦包含对制度开放后可能引发权利滥用、规避监管、恶意串通等法律风险的担忧。从司法实践发展来看,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建工解释二》第19条将“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列为审查要素,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相关风险起到遏制作用。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应当重点甄别两种典型情形:第一,恶意串通虚构债权转让行为。若发包人、承包人与债权受让人恶意串通,虚构不存在的工程款债权,通过虚假转让企图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不当损害发包人债权人、抵押权人合法权益的,依据《民法典》第154条恶意串通无效规则,该债权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受让人无权主张工程价款及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第二,规避监管的转让行为。针对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施工情形,实际施工人并非与发包人直接签订合同的承包人,出于建筑市场政策目的考量,不应具备法定优先权主体资格。若其借债权转让形式规避行业监管与司法解释主体限制,以实现变相主张优先权、突破司法规制目的,该转让行为属于典型的虚假意思表示,依据《民法典》第146条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受让人据此主张工程款及工程价款优先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承包人作为施工企业,其营业收入来源主要是承包建设工程的收入,建设工程价款是承包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包人对外转让债权所接受对价的多少必然会影响承包人责任财产的范围,进而对建筑工人及承包人其他债权人权利的实现产生影响。将“受让人是否支付了合理转让款”作为审查因素,可以使承包人责任财产的完整性得以保存,通过对工程款债权转让本身的限制,实现对前述主体利益的保护。此外,合理对价的要求亦能够作为门槛限制,增加恶意串通及规避行为的操作成本,以减少相关风险。关于“合理对价”的确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合同编司法解释》第42条确定的主体、时间及空间标准,并结合转让债权金额、发包人财产、资信能力以及工程价款优先权客体的价值综合认定。


作者:王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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